《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这是什么理由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国民党不然，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土地改革中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进行具体说明。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乡村中百分之九十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的，但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有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则没有所有权。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按照土地改革法草案第一条的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陈云作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税收诸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工商业出现了一些困难，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在重新改组中带来的暂时性困难。解决这些困难，可争取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这些是我们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周恩来在十六日的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我们既要照顾政策和领导的统一，又要注意因地制宜，不要把一切都集中到中央。要想把各级政府的工作做好，就要层层负责，分区负责，集中领导，分工合作。报告强调：从政策上说来，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是节制资本，不是挤走资本；是改组经济结构，不是破坏经济结构。 毛泽东二十三日致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在国内，我们必须巩固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的开幕词和闭幕词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刘少奇的报告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陈云的报告收入《陈云文选》第二卷。
毛泽东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并讲话，进一步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谈到宪法的意义，他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邓小平在会见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时指出：中国的经验可以研究，但不能照搬。我们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建国几十年来做了些事，也经历了很曲折的道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至今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中国的经验合乎中国的实际，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现状，一切从自己的情况出发。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前进中总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总会胜利。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了错误就总结经验，跟人民讲清楚，取得人民的支持，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
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这篇讲话的主要部分以《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为题，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要从“上海精神”中发掘智慧，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他强调，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要展现应有的国际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要完善伙伴关系布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让我们秉持“上海精神”，凝心聚力，务实笃行，共同创造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在出席中俄蒙元首第五次会晤时就推进三方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从战略上引领好三方合作。要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二是以重点合作带动三方合作。三方要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促进三方通关便利化，推动重点口岸升级改造，深入开展地方合作。三是扩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协调和配合。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各国发展繁荣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强同上合组织合作。希望蒙方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上合组织合作，更多分享地区合作机遇，更有效推动中俄蒙三方合作。
6月14日－2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会上，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像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将来再过好社会主义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会议讨论和同意了刘少奇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
6月14日－8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1951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七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