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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湖南篇——《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任弼时》

作者:通信工程学院时间:2021-05-17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2021年2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通信工程学院党总支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主题,深入开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每周推送一篇党史故事的形式,全体师生在学史中做到学思践悟、深学笃行,为建设特色品牌学院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十七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三十年,并在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这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他就是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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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忘我的“骆驼”

         1920年,任弼时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经研究会介绍,他到上海参加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他们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此时,苏俄局势艰难,开始他一天只能领到200克黑面包,却忍饥刻苦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时称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连日开会,尽管医生规定任弼时睡眠时间应退席,但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准则的任弼时,长期抱病工作。他常常坚持到深夜。病逝前的一星期,他还和基层干部在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晚,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去世。

        叶剑英曾这样评价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坚守原则决不让步

        面对关乎党的未来之事,任弼时从来都是敢于提出意见并不掺杂个人私念的。作为共青团书记的任弼时,时常与作为党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有所矛盾,而这些矛盾并非个人层次,而是在党的未来发展理念上。也就是说每当陈独秀有错误方向之时,任弼时总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因此导致陈独秀当着他的面撕毁了他的意见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同志深感他与陈独秀争论时的观点正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毛泽东。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不因此徇私情,对江青一直坚持原则,不给特殊照顾,康生一类人对他一直是敬畏交织。中央机关的同志说起任弼时,都认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任弼时能严格要求别人,恰恰在于自己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贺龙的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干部们普遍厌恶康生这种人,而对任弼时则由衷敬仰。

 

一生有“三怕”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经常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组织和别的同志。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任弼时始终以“三怕”精神要求自己,约束家人。他再三强调:“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

         他的住房临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经常向他的夫人陈琮英询问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比如菜金是不是超过了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他很少给孩子们买衣服,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做成小孩的衣服,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直到破烂得不能再穿为止。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淡泊名利不搞特殊化,不向组织提要求,不为子女谋私利,是任弼时的做人准则。任弼时的次女任远征说:“父亲严慈相济,家训甚紧,影响后辈几代人。”

         1950年10月27日12时36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同志遽然长逝!只有46岁,英年早逝。毛泽东亲笔题词悼念:“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朱德还撰写了悼文:“弼时同志给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爱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坚持革命原则、百折不挠的榜样,树立了一个朴素切实、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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